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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词话之一百一十三
【读《花间》、《尊前》集,令人回想徐陵《玉台新咏》。读《草堂诗馀》,令人回想韦縠《才调集》。读朱竹垞《词综》,张皋文、董子远《词选》(“子远”原稿误作“晋卿”),令人回想起沈德潜《三朝诗别裁集》。】
徐陵是南朝梁时诗人。徐陵(507-583),字孝穆,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有《徐孝穆集》传世。《玉台新咏》是他编纂的一部诗歌总集,对作品的筛选以“选录艳歌”(见《玉台新咏序》)为宗旨。虽则其中亦有《陌上桑》、《孔雀东南飞》等反映现实的佳作,但大多数作品是艳情诗。《花间集》和《尊前集》都是供筵席弹唱的词集,词风藻丽,香软秾艳,正和《玉台新咏》风格相类。读《花间》、《尊前》词集,如果要选出一本对应的诗集,自然而然就会联想到徐陵的《玉台新咏》。
《才调集》是五代后蜀人韦縠所编的诗歌总集。韦縠在自序中说明了入选的诗作要 “韵高而桂魄争光,词丽而春色斗美”,就是要格调高绝而又言辞绮丽,此即书名“才调”二字来由。《才调集》收录较广,选诗以闺情诗居多,但题材也不限于此,亦收录有宦游﹑边塞﹑咏史﹑怀古等题材的作品。《草堂诗馀》由南宋何士信编纂,选录词作以宋词为主,也有少量唐五代作品。作品中以周邦彦、柳永、苏轼、秦观四家最多。选本按内容分类,共分为春景、夏景、秋景、冬景、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四用、花禽等11类。
《才调集》和《草堂诗馀》都收录广泛,以名家作品为主,大部分作品格调和才情都属精品,可以说宽而不滥。这也就是老王将二者相提并论的原因。
朱彝尊编的《词综》选录唐、五代、宋、金、元诸家词,共收录词人650多家,词作2250多首。《词选》,张惠言编。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官至翰林院编修。《词选》选录唐、五代、宋词共44家116首。后其外孙董毅(字子远)复编《续词选》续选52家,词122首。其实张惠言的《词选》与朱彝尊的《词综》遴选原则是有所不同的。《词综》以姜夔为词家正宗,“以醇雅为宗”,甚至未选苏轼和辛弃疾之作;《词选》则刚好反对朱彝尊为首的“浙西派”和他们的诗词主张,认为其主张“安蔽乖方,迷不知门户”,提倡词要有比兴寄托。而《续词选》增选姜夔和张炎词作,其原则比较接近于《词综》。老王这里应当是偏指董毅所编的《续词选》。
沈德潜《三朝诗别裁集》包括《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沈德潜在《说诗晬语》曾说:“诗之为道,可以理性情,善伦物,感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用如此其重也。”他提倡写诗要有益于统治秩序、要合于“温柔敦厚”的标准。其选诗也以此为标准。
《词综》和《续词选》都以南宋为宗,强调“醇雅”,认为词“宜用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正与《三朝诗别裁集》中的诗要“温柔敦厚”、有利于统治的观念有近似之处。老王所言由此及彼,正由此来。
写了一篇小文,发在煮酒,也一并更新在下面吧~~
谁在烟尘中老去—重读王国维和他的《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宛若月下的落花,于清冽纯美中蕴含着无声而浓烈的悲喜。王国维将他的才华和心血倾注其中,然而却无法面对命运的残酷。在他沉入湖中的那一刹那,世界和理想都默然离去。
其实能表现王国维学术成就的并不单单只是《人间词话》,但是现在人们耳熟能详的还是这本书。也许这是因为《人间词话》代表的那种传统而优雅的审美情趣能让那些在我们心底沉淀已久的古典情怀能重新泛起的缘故吧。但我觉得应该还有更多其他的原因。《人间词话》和《人间词》,多多少少能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的王国维。
很多人都会把王国维想象成一个迂执、热衷于政治的人,包括最初的我,但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出任南书房行走,成为废帝溥仪的先生,或许有他自己本身的意愿,但更多的应该是因为对他有知遇之恩的罗振玉。王国维并不是很热衷于政治,他所看重的,是作为一个君子和传统文人所应有的品格。事实也证明,王国维完全不是搞政治的料。他也希望恢复清廷,但这种希望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传统文人和君子对恢复旧时社会伦常的期盼。
君子如玉,坚而无暇。或许,这就是王国维一贯的行为准则,也是他内心深处最渴望得到的评价。但君子生于乱世,却难以独善其身。如果他早生五十年,或者晚生五十年,他都不可能再是王国维。历史造就了他,也毁灭了他。毫无疑问,王国维是痛苦的。当一个人内心深处的理想国被打得粉碎之后,随之而来必然是痛彻心扉的苦楚和无奈,对于性格执拗的老王而言尤其如此。但是王国维是不会屈服的,并不只是因为他的性格,也因为他对于君子的理想。《人间词话》中对于“真”的推崇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从他对于李煜的推崇可见一斑。书中对周邦彦的艳语甚有看法,却对有民歌之风的牛峤《菩萨蛮》相当欣赏,虽然这首词非常直白甚至于露骨。这是对于情真的褒扬。但这种态度又是矛盾的,不仅体现在他后来的《清真先生遗事》中对周邦彦态度的反复,也体现在他对柳永和李清照的偏见。对于“真”的追求表现了他对君子品行的追求,但王国维显然认为君子是必须立足于传统的伦常大纲之上的。柳永不可谓不真,但却被王国维斥为“屯田轻薄子”,这很能说明问题。这本书中我们所看到的王国维又是相当自矜的。对于自己的才智、学识以及审美趣味,他都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在《人间词话》中他对于历代词人的评价都带有相当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虽然都有部分道理,但不一定准确。
王国维死于溥仪被逐出宫后的第三年。1924年冯玉祥将溥仪赶出紫禁城之时,他就有“艰难困辱,仅而不死”之言。而1926年,家庭的不幸骤然降临。长子王潜明逝世,这对王国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更让他灰心的是,亲家兼毕生的知交罗振玉在处理王潜明后事的时候,与他发生龃龉甚至于断交。中年丧子,本就是人生一大不幸,而平生知遇和故交也因为家庭琐事恶言相向乃至恩断义绝。这样的双重打击对一般人来说都是很难承受的,更不用说爱惜清誉、孤高自许的老王了。士可杀,不可辱。罗振玉的断交信深深伤害了王国维的自尊,而自尊恰恰是他所最最不能丢弃的部分。哀莫大于心死,或许那时的王国维心已经死了,他在第二年的自杀只不过是一个迟到的结果。人人都说王国维偏执自傲,但事实上他也是一个性格忧郁的人。王国维就曾评价自己“体质羸弱,性复忧郁”。坚强的性格外壳下,其实更多的是敏感和悲观。这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对叔本华的悲观主义为什么如此情有独钟了。命运对于王国维来说不可谓不残酷。生亦何欢,死亦何惧?有时候命运真的让人感觉到那寒意逼人的刀光。
一个偏执而又极具才华的王国维,但又是一个追求君子大义和极致真纯的王国维。我们是应该同情、尊敬,还是一笑而过?这是没有答案的问题。抛弃国民的清廷应该覆灭,王国维最终也不会成为第二个屈原。他为维持自己的理想而死,但是却不会被太多人所理解和铭记。比起他的自杀来,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世界总是沉默的前行,一如往昔。“一霎车尘生树杪,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的确,我们都会在那扬起的烟尘中慢慢老去。远处的烟尘下,我们不经意间又看到了那个熟悉却又陌生的背影,但他只是转过身,自己走开去。
人间词话之一百一十四
【明季国初诸老之论词,大似袁简斋之论诗,其失也,纤小而轻薄。竹垞以降之论词者,大似沈归愚,其失也,枯槁而庸陋。】
袁枚论诗,最主要的主张就是“性灵”。 袁枚(1716-1797年),清代诗人、诗论家。字子才,号简斋,浙江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袁枚说:“诗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无诗。”此说正好与沈德潜主张“温柔敦厚”的诗教之说相反。袁枚认为性情为作诗第一要义,男女之情为真情之源。在当时礼教盛行天下的情况下,这无疑似平地起惊雷,振聋发聩。毫无疑问,他的主张有进步色彩。袁枚依此作诗,写出了很多清新飘逸之作,但往往发乎于心而似随口而出,缺乏酝酿和推敲,其中有感情多轻言而少积淀,因此失之浅薄浮华。而沈德潜则认为诗要“去淫滥而归于雅正”,主张诗歌要有“理趣”,要为“设教邦国”服务。这样的诗,虽则四平八稳,雅致端庄,却毫无神采,显得平庸陈腐。这是诗论的两个极端,虽然袁枚之说更具人性,但也不是完全可取。
词至明陷入低谷,即使明初明末词稍好,但还是远不足以与宋词相提并论,亦难掩一代词风之衰。其词论亦如其词风,有失之于轻浮之嫌。明末清初词论以云间派陈子龙等人的观点为主,陈子龙云:“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他提倡意内言外,追求妍丽雅正,强调寄托,重视真情实感的抒发,对纠正当时浮靡词风有一定意义。但是一代流弊难以尽除,其词论还是彰显沉厚不足,亦有崇古过度之嫌,难自立成言。因谓之“纤小轻薄”。
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派崇尚姜夔、张炎,标榜醇雅、清空,以婉约为正宗,贬低豪放词派。他们的主张“宜用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和沈德潜的诗教之说很像。从上一条中朱彝尊的《词综》和沈德潜的《三朝诗别裁集》的编选原则和整体风格上也可以窥见一二。朱彝尊才情高许,所以他自己的词是不错,但其词论却有误人之嫌。词不能过于追求雅致清空而压抑性情之真,如果少有真情,则显得俗陋陈腐,失去了内在的神韵。这即是“枯槁庸陋”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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